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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运律师代理行政协议履行案：当事人与社区居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社区居委会仅部分履行协议约定事项，法院认定区政府系案涉征收拆迁工作的组织实施者及安置补偿职责主体，判决其继续履行回迁安置198.63平方米住宅交付义务，并对协议约定的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进行调查、核实后另行处理，同时继续履行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25）晋03行初x号），认定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应当是案涉城中村改造征收拆迁工作的组织实施者，也是履行征拆补偿安置职责的主体。
虽然案涉《协议书》的签订一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但结合城中村改造的组织实施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应当视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表政府签订相关协议。
经法院审理，最终依法判决：
一、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方案》，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回迁安置198.63平方米住宅的交付义务；
二、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对原告户回迁安置200平方米住宅的调查、核实职责，并再行作出处理决定；
三、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上述安置方案，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120平方米（6人）的社区居委会集体统一管理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一级人民法院。
原告：何女士
委托代理人：原告之女、韩磊，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
涉案地点：某省某市某区
案件类型：行政诉讼（行政协议）
案号：（2025）晋03行初x号
代理律师：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理法院：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时间：2025年2月18日
判决时间：2025年6月4日
原告何女士系某市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居民。
2013年，案涉社区所在区域涉及城中村改造。为推进拆迁安置工作，原告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案外人共同签订《协议书》，就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商铺收益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户涉及房屋补偿、住宅安置、商业面积奖励、地下车库车位以及相关入住费用等多项内容。其中，协议约定原告户回迁安置住宅面积共740平方米，并约定一定面积的商铺（商场）收益以及其他相关事项。
但是，协议签订后，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未完全按照约定履行全部安置补偿义务，仅对部分事项进行了补偿及安置，并告知原告剩余部分需要待回迁建筑完工后再进一步处理。
此后，随着回迁安置工作推进，原告户部分安置房屋得到落实，但仍有部分住宅安置义务长期没有履行。
多年期间，原告曾多次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商，希望解决剩余安置补偿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2022年9月，原告通过EMS邮寄方式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其在收到通知后限期履行协议约定事项。社区居民委员会签收后，仍未完全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相关义务。
与此同时，相关法院及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中，对区政府在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安置补偿职责亦有所涉及。
在社区居民委员会长期未完全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原告认为，作为案涉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及安置补偿职责主体，区政府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继续履行责任。
因此，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安置补偿义务。
原告向法院提出多项诉讼请求，主要包括：
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协议书》中关于商铺面积的相关补偿义务；
请求判令被告继续履行740平方米回迁安置住宅交付义务，并配备地下车库私家车位；
请求被告承担相关房屋入住费用、权属登记费用以及办理入住手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
请求被告承担因安置补偿义务未完全履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请求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权支出的相关费用；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未对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而是结合既有安置补偿方案、协议具体内容、实际安置情况以及相关证据，对不同协议条款分别进行了判断。
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答辩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要提出以下意见：
被告认为，案涉《协议书》签订时间较早，原告在多年之后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因此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同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认为本案应当适用相应的起诉期限。
被告认为，宅基地及房屋安置补偿涉及家庭成员共同权益，案涉协议仅由原告个人签署，并不能当然代表整个家庭。
同时，协议中还存在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案外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约定，被告认为相关人员并不具有独立的行政补偿主体资格。
此外，被告认为协议部分内容明显超出了社区统一制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因此相关约定不应作为要求政府履行的依据。
被告提交相关结算资料称，原告已经签署放弃协议及拆迁改造结算清单，并按照社区城中村改造方案获得了相应的房屋产权置换面积、货币补偿、搬迁费及过渡费等。
同时，原告已经实际获得部分回迁安置房屋。
对于商铺（商场）收益，被告亦认为原告已经领取过相应分红。
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已经通过签署相关结算材料、领取安置补偿及分红等方式，对其应享有的安置补偿权益进行了确认，再要求被告按照另一份协议继续承担超出统一安置方案的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何女士所在户在案涉社区拥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
此前，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定了《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拆迁范围、房屋面积认定、货币补偿、产权调换及商业奖励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根据该安置方案，拆除居民宅基地范围内的建筑物，二层以下建筑面积原则上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产权调换。
此后，社区又制定了《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方案》，对原有商业安置政策进行了调整，并明确符合条件的居民按照人数获得相应的住宅及商业面积奖励。
2013年12月，原告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案外人签订《协议书》。
该协议约定，按照社区统一补偿标准，对原告户一、二层房屋面积进行补偿，并按照家庭人口给予相应住宅及商铺奖励；在此基础上，协议还约定额外奖励一定面积住宅及地下车库私家车位。
按照协议约定，原告户回迁安置住宅面积合计约740平方米。
另查明，原告此前已经签署《放弃协议》，确认其完成搬迁。
原告还签署了《拆迁改造结算清单》，其中记载一、二层房屋面积共420.16平方米，并对三层至五层房屋、暖气、出檐、电话移机、网络安装等项目进行了相应结算。
原告同时领取了搬迁费、过渡费等相关费用。
在实际安置方面，原告户已经取得三套安置住宅，面积分别为109.05平方米、116.24平方米、116.24平方米，合计341.53平方米。
此外，原告还签署了《社区一号商场人头奖励确认单》，确认原告户共有6人、6股。
关于商铺（商场）收益，原告认可其户在此前年度分别领取过相应分红。
由此，法院进一步核算原告户按照社区安置方案应当享有的回迁住宅面积。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争议问题：
第一，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区政府是否属于适格被告；
第二，案涉《协议书》中不同内容的效力如何认定，被告是否应当继续履行；
第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法院围绕上述争议焦点逐一进行了审理。
关于原告资格问题，法院认为，在案涉征收拆迁过程中，包括宅基地、房屋登记资料、放弃协议、拆迁改造结算清单以及案涉《协议书》等相关材料，均由原告代表其户进行签署。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应当认定原告具有代表其户参与相关征拆安置事务的资格。
关于被告资格问题，法院结合城中村改造的组织实施情况以及相关政府文件认为，城中村改造并非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商业行为，而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和行政管理属性。
根据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规定，征收土地及相关补偿安置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
本案中，区政府属于案涉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并负有相应的征收拆迁及补偿安置职责。
虽然实际代表政府签订相关协议的一方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但从案涉城中村改造的组织实施关系来看，应当视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受政府委托参与相关安置补偿工作。
因此，法院认定原告及区政府均属于本案适格当事人。
法院在审查案涉协议具体内容时，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协议约定的740平方米住宅全部予以支持，而是首先将协议内容与社区此前制定的统一安置方案进行比对。
根据《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原告户一、二层房屋面积为420.16平方米，该部分符合产权调换安置政策。
因此，原告户可以按照420.16平方米计算应置换的住宅面积。
同时，根据补充方案以及《人头奖励确认单》，原告户实际有6人。
按照每人20平方米住宅奖励的标准计算：
6人 × 20平方米/人 = 120平方米。
因此，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应享有的回迁住宅面积为：
420.16平方米 + 120平方米 = 540.16平方米。
而原告已经取得三套安置住宅，共计341.53平方米。
因此：
540.16平方米 - 341.53平方米 = 198.63平方米。
也就是说，在法院查明的现有证据基础上，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尚有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未得到实际安置。
法院据此认定，与统一安置方案相一致的协议内容具有履行基础，被告应当继续履行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的交付义务。
对于《协议书》中约定的额外住宅部分，法院没有直接认定全部应当交付。
案涉《协议书》在统一安置政策之外，还约定额外奖励住宅180平方米。
同时，协议约定的住宅奖励人数与原告户后来能够通过相关材料证明的人数之间也存在差异。
按照社区统一安置方案计算，原告户应享有540.16平方米回迁住宅。
但被告在庭审中又陈述，除已经交付的341.53平方米住宅之外，社区还有登记在原告名下、尚未完成房屋登记的其他住宅，面积合计约382.76平方米。
如果将上述房屋全部纳入计算，原告户实际涉及的住宅面积已经接近案涉《协议书》所约定的740平方米。
因此，对于协议中超出统一安置方案部分的200平方米住宅，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是否已经通过其他形式实际履行、社区当时为何作出该项承诺以及相关人员是否具有相应权限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
法院因此认定，该部分协议内容不能在现有证据基础上直接确定全部履行，而应由被告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最终，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对该200平方米住宅的调查、核实职责，再行作出处理决定。
这一裁判结果也意味着，法院并没有直接判决区政府立即交付全部200平方米住宅，而是要求行政机关先查清事实，再依法处理。
关于商铺（商场）收益分红问题，法院结合补充安置方案、《人头奖励确认单》以及实际分红情况进行了审查。
根据相关补充方案，商业面积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等方式处理，并按照相应面积及规定进行收益分配。
原告提交的《人头奖励确认单》能够证明其户实际有6人、6股。
按照每人20平方米商业奖励面积计算：
6人 × 20平方米/人 = 120平方米。
同时，原告此前已经实际领取过商铺（商场）收益分红，这也从侧面证明相关商业奖励及收益分配并非完全不存在，而是已经进入实际履行阶段。
因此，对于与统一安置方案相一致的120平方米商业奖励及其收益分红部分，法院认为具有相应的事实及政策依据。
据此，法院判令被告按照相关安置方案，继续履行原告户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对于原告提出的地下车库私家车位、入住费、大红本费用、办理入住手续产生的相关税费以及维权费用等请求，法院没有全部支持。
法院认为，相关安置方案对拆迁补偿、住宅安置以及商业奖励等事项已经作出了统一规定。
案涉《协议书》中关于地下车库车位、入住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的部分约定，与统一安置方案存在一定冲突。
同时，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部分费用及经济损失的诉求，也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因此，对于上述诉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这也体现出行政协议案件中，并非协议中出现的所有条款都必然能够得到法院支持。
法院需要结合协议签订背景、行政机关权限、统一安置方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不同条款分别进行审查。
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问题，法院进行了重点审查。
法院认为，本案并非单纯针对2013年签订协议这一历史行为提起诉讼，而是针对协议签订后行政机关长期未完全履行相关安置补偿职责的现状提起诉讼。
经审理查明，截至本案审理时，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计算仍有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未得到实际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对于相关安置补偿事项仍负有相应的法定职责。
因此，原告针对行政机关尚未履行的法定职责提起诉讼，并不因协议签订时间较早而当然丧失诉权。
法院据此未采纳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意见。
综合全案证据及审理情况，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一、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方案》，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的交付义务；
二、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对原告户200平方米回迁住宅的调查、核实职责，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三、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关安置方案，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原告户120平方米（6人）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负担。
在城中村改造、征收拆迁过程中，有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就是当事人已经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也已经完成搬迁，但行政机关或者相关实施主体只履行了部分义务，剩余的安置房、商业收益等事项长期没有落实。
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签订协议并不意味着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如果协议中约定的事项尚未实际落实，应当结合协议内容、安置方案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仍负有相应的履行义务。
本案中，原告最初主张的是740平方米回迁住宅，但法院并没有简单按照740平方米全部判决交付。
法院首先依据社区统一安置方案进行核算，认定原告户按照统一方案应享有540.16平方米住宅。
在已经实际取得341.53平方米住宅的情况下，尚有198.63平方米住宅未得到安置。
因此，对于与统一安置方案一致的198.63平方米部分，法院判令区政府继续履行交付义务。
而对于协议中额外约定的200平方米住宅，由于其超出了统一安置方案，需要进一步核实协议形成背景、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事实，因此法院没有直接判令立即交付，而是判令区政府调查、核实后重新作出处理。
这说明，在行政协议履行案件中，法院通常会对协议中的不同条款进行区分审查，而不是简单地作出“全部有效”或者“全部无效”的判断。
对于征收拆迁、城中村改造中的安置补偿协议，当事人需要特别注意协议约定与政府公布、制定的补偿安置方案之间的关系。
如果协议中的约定能够与统一安置方案相互印证，那么当事人主张继续履行时，通常应当重点提交相关安置方案、协议、结算材料以及实际履行证据。
如果协议中存在明显超出统一安置政策的额外约定，则需要进一步证明：
协议是谁签订的；
签订人员是否具有相应权限；
相关约定是否经过必要程序；
约定内容是否已经实际履行；
行政机关是否认可相关约定；
相关约定是否与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其他材料相互印证。
本案中，法院正是通过对上述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对198.63平方米住宅、200平方米争议住宅以及120平方米商业收益分别作出了不同处理。
对于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长期没有完全履行的当事人，应当尽可能保存以下材料：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补充协议；
放弃协议、搬迁确认材料；
拆迁改造结算清单；
房屋面积测量及认定材料；
安置房分配、交付、登记相关材料；
商铺、商场人头奖励确认单；
商铺收益分红银行流水；
搬迁费、过渡费领取凭证；
向社区、街道、政府提交的履行通知、申请等材料；
EMS邮寄凭证、签收记录及相关沟通记录；
政府部门作出的决定、答复以及相关法院裁判文书。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政机关长期不履行协议，当事人不能仅仅依靠口头协商，应当通过书面方式固定“催告履行”的事实和时间节点。
这样不仅能够证明行政机关长期未履行协议，也有利于后续依法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就是法院并没有支持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最终支持的是：
第一，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的继续交付；
第二，对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进行调查、核实并重新处理；
第三，继续履行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而地下车库私家车位、入住费、大红本费用、部分税费、维权费用以及经济损失等诉求，并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因此，对于类似案件，当事人在主张权利时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签了协议，协议上的所有内容都一定能够全部获得法院支持”。
法院仍然会审查协议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基础，是否与统一安置方案相一致，签订主体是否具有相应权限，以及行政机关是否确实负有相应的履行职责。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原告并不是因为没有协议而产生纠纷，而是因为协议签订后长期没有得到完全履行而提起诉讼。
法院最终认定：
社区居民委员会虽然参与签订协议，但在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区政府属于案涉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及安置补偿职责主体；
对于与统一安置方案一致的住宅安置内容，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继续履行；
对于协议中超出统一安置方案的额外安置内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后依法处理；
对于具有统一安置方案依据的商业奖励及收益分红，行政机关亦应依法继续履行；
对于与统一安置方案明显冲突、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他费用及损失请求，法院则不予支持。
因此，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已经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出现“房屋已经拆了、协议也签了、部分安置已经完成，但剩余安置迟迟不落实”的情况，不应当简单认为只能继续等待。
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安置方案、补偿协议、实际履行情况以及行政机关的职责进行全面梳理，并依法选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
对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则应当围绕协议效力、行政机关主体资格、实际履行情况、安置方案以及未履行义务等核心问题准备证据，以便法院准确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仍负有继续履行的职责。
征收拆迁及城中村改造中的安置补偿，并不是“签完协议、完成搬迁”就意味着全部程序结束。
如果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内容尚未完全落实，当事人应当及时核对协议约定与统一安置方案之间的关系，明确哪些权益已经实现、哪些权益尚未实现、哪些事项存在争议，并保存好协议、结算清单、安置房交付材料、分红记录及催告履行材料等证据。
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区政府继续履行198.63平方米住宅交付义务，并对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进行调查核实，同时继续履行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为类似行政协议履行案件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裁判思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称“胜案结果”，是指法院最终支持了部分诉讼请求，并不意味着原告提出的全部请求均获得支持。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对当事人姓名、具体村庄、街道、县区名称、具体案号等关键信息进行了脱敏处理。本文所涉案件事实、法院观点及裁判结果均以相关行政判决文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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