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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运律师代理行政协议履行案：当事人与社区居委会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居委会仅部分履行，法院认定区政府为适格被告，判决其继续履行回迁安置198.63平方米住宅交付义务，并对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调查核实后另行处理，同时继续履行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25）晋03行初x号），认定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应是案涉征收拆迁工作的组织实施者，也是履行征收拆迁补偿安置职责的主体。虽然代表政府签订协议的一方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但结合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应当视为受政府委托参与相关安置补偿工作。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
一、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方案》，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回迁安置198.63平方米住宅的交付义务；
二、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对原告户回迁安置200平方米住宅的调查、核实职责，并再行作出处理决定；
三、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上述安置方案，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120平方米（6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集体统一管理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一级人民法院。
原告：何女士
委托代理人：原告之女、韩磊，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
涉案地点：某省某市某区
案件类型：行政诉讼（行政协议）
案号：（2025）晋03行初x号
代理律师：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理法院：某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时间：2025年2月18日
判决时间：2025年6月4日
原告何女士系某省某市某区某社区居民。
2013年，原告所在社区涉及城中村改造。为推动搬迁安置工作，原告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案外人共同签订《协议书》，就拆迁补偿、回迁安置、商业面积奖励以及相关费用承担等事项作出约定。
根据《协议书》约定，原告户涉及140平方米商铺、740平方米回迁安置住宅，同时约定配备地下车库私家车位，并由协议相对方承担相关房屋入住费用、权属登记费用以及办理入住手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部分费用。
但是，协议签订后，社区居民委员会仅对部分事项进行了补偿及安置，并告知原告剩余部分待回迁建筑完工后再进一步处理。
此后，随着回迁安置工作的推进，原告户虽然取得了部分安置房屋，但剩余安置义务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落实。
多年期间，原告曾多次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商解决剩余安置问题，但一直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2022年9月，原告通过EMS向社区居民委员会邮寄《通知》，要求其在收到通知后限期履行协议约定事项。社区居民委员会签收后，相关协议义务仍未全部履行。
此前，相关法院及检察机关作出的法律文书中，对区政府在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的安置补偿职责亦有所涉及。
在社区居民委员会长期未完全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原告认为，区政府作为案涉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及安置补偿职责主体，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继续履行责任。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遂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向法院提出多项诉讼请求，主要包括：
请求被告继续履行《协议书》中关于140平方米商铺的相关补偿义务；
请求被告继续履行740平方米回迁安置住宅交付义务，并配备地下车库私家车位；
请求被告承担上述房屋入住费用、权属登记费用以及办理入住手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费等；
请求被告承担因安置补偿义务未完全履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请求被告承担原告维权过程中支出的相关费用；
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没有简单按照原告提出的全部请求进行判决，而是结合社区统一安置方案、协议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对不同安置权益分别进行了审查。
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主要提出以下抗辩：
被告认为，案涉《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原告多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
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认为原告起诉不应得到支持。
被告认为，宅基地及房屋安置补偿涉及家庭成员共同权益，案涉协议由原告个人签署，不能当然代表全体家庭成员处分相关权益。
同时，协议中还有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案外个人共同承担相关责任的内容，被告认为相关人员并不具有独立的行政补偿主体资格。
被告还认为，案涉协议中部分约定明显超过社区统一制定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在补偿面积、车位、费用承担等方面均存在超出统一政策标准的问题。
因此，被告认为相关协议不应成为要求政府继续履行的依据。
被告提交相关材料称，原告已经签署放弃协议、拆迁改造结算清单等文件，并按照社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获得相应的房屋产权置换面积、货币补偿、搬迁费以及过渡费。
此外，原告户已经实际获得部分安置住宅。
关于商铺（商场）收益，被告亦提出原告已经领取过相应分红。
因此，被告认为，原告已经通过签署相关结算材料、领取安置补偿以及领取分红等方式确认了其安置权益，再要求政府依据另一份协议承担超出统一安置方案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何女士所在户在案涉社区拥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
2011年，社区居民委员会制定了《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拆迁范围、房屋面积认定、货币补偿以及产权调换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根据该方案，居民宅基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涉及产权调换安置，其中二层以下建筑面积按照规定进行住宅产权置换。
之后，社区又制定补充方案，对商业门面房、商业奖励等事项作出调整，并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按照人数获得相应住宅及商业面积奖励。
2013年12月，原告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案外人签订《协议书》。
协议约定，在社区统一补偿标准基础上，对原告户房屋面积以及家庭人口奖励面积进行安置，同时又约定额外奖励住宅面积及地下车库私家车位。
按照协议约定，原告户回迁安置住宅面积合计740平方米。
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12月签署《放弃协议》，确认完成搬迁，并同意由改造指挥机构统一处置相关房屋及附属物。
同日，原告签署《拆迁改造结算清单》，其中记载一层、二层建筑面积共420.16平方米，并对三层至五层建筑面积以及暖气、出檐、电话移机、网络安装等项目进行了结算。
原告还签字确认搬迁费、过渡费等相关费用。
在实际安置方面，原告户已经取得三套安置住宅，分别为109.05平方米、116.24平方米、116.24平方米，合计341.53平方米。
2022年1月，原告签署《社区一号商场人头奖励确认单》，确认其户共有6人、6股。
对于商铺（商场）收益，原告认可此前已经领取过相应分红。
另查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除已经交付的三套住宅外，原告还占用了其他四套房屋，合计面积约382.76平方米，但相关房屋尚未在房屋登记机关完成登记，仅存在社区相关记录。
原告则陈述，相关房屋当时已经分配给其户，但钥匙一直由社区保管，之后才登记在其名下。
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包括：
第一，原告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被告区政府是否属于适格被告；
第二，案涉《协议书》的不同条款是否有效，以及被告是否应当继续履行；
第三，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法院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审查。
关于原告资格问题，法院认为，在案涉征收拆迁过程中，宅基地房屋登记资料、放弃协议、拆迁改造结算清单以及案涉《协议书》等相关征拆材料，均由原告代表其户进行签署。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具有代表其户参与相关征收拆迁安置事务的资格。
关于被告资格问题，法院结合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以及相关政策文件认为，城中村改造具有政府主导、组织实施的行政属性。
同时，根据土地管理相关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组织实施。
本案中，区政府属于案涉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并负有相应的征收拆迁及补偿安置职责。
虽然实际代表政府签订协议的一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但结合城中村改造的具体实施关系，应当视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受政府委托参与相关安置补偿工作。
因此，法院认定原告和区政府均属于本案适格当事人。
法院对案涉《协议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审查，并与社区制定的统一安置方案进行比对。
根据社区安置方案，原告户一、二层房屋面积为420.16平方米，该部分符合产权调换安置条件。
因此，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政策可以获得420.16平方米的住宅产权置换面积。
与此同时，根据补充安置方案以及原告签署的《人头奖励确认单》，可以确认原告户实际有6人。
按照每人20平方米住宅奖励标准计算：
6人 × 20平方米/人 = 120平方米。
因此：
420.16平方米 + 120平方米 = 540.16平方米。
由此，法院认定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应享有的回迁住宅面积为540.16平方米。
原告户已经实际取得三套安置住宅，共计341.53平方米。
因此：
540.16平方米 - 341.53平方米 = 198.63平方米。
也就是说，按照统一安置方案计算，原告户仍有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没有实际落实。
对于与统一安置方案相一致的部分，法院认定相关协议条款具有履行基础，并判令被告继续履行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的交付义务。
对于案涉《协议书》中约定的额外住宅部分，法院没有直接判令全部交付。
案涉协议在统一安置政策确定的住宅面积之外，又约定额外奖励住宅180平方米，同时协议约定的人数与原告户后来能够通过相关材料证明的人数之间存在差异。
按照统一安置方案，原告户应享有540.16平方米回迁住宅。
但被告又提出，除已经取得的341.53平方米住宅之外，社区还有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其他四套住宅，合计约382.76平方米，只是尚未完成房屋登记。
如果将相关房屋纳入实际安置情况计算，原告户已经涉及较大面积的住宅安置。
因此，对于案涉协议中额外约定的200平方米住宅，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其形成原因、协议签订背景、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房屋是否已经以其他形式实际安置。
法院认为，在现有证据不足以直接确定该200平方米住宅应当全部交付的情况下，应由被告进一步调查、核实后依法作出处理。
因此，法院没有直接判令被告交付200平方米住宅，而是责令其继续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再行作出处理决定。
关于商铺（商场）收益分红问题，法院结合补充安置方案、《人头奖励确认单》以及实际分红情况进行了审查。
根据相关补充方案，商业面积采取统一管理等方式经营，并按照规定进行收益分配。
原告签署的《人头奖励确认单》能够证明原告户共有6人、6股。
按照每人20平方米商业奖励面积计算：
6人 × 20平方米/人 = 120平方米。
同时，原告此前已经领取过相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
因此，法院认为，原告户120平方米商业奖励面积具有相应的安置方案依据。
对于该部分商铺（商场）收益分红，被告仍应按照相关安置方案继续履行。
最终，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原告户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对于原告提出的地下车库私家车位、房屋入住费、大红本费用以及办理入住手续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维权费用和经济损失等请求，法院没有予以支持。
法院认为，社区制定的统一安置方案已经对住宅安置、商业奖励以及相关补偿事项作出了规定。
案涉《协议书》中关于地下车库车位、入住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承担的部分约定，与统一安置方案存在冲突。
对于原告主张的相关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也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因此，对于上述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对于被告提出的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问题，法院进行了审查。
法院认为，本案并非仅仅针对2013年协议签订行为本身提起诉讼，而是针对协议签订后相关安置补偿义务长期未完全履行的现状提起诉讼。
经法院查明，截至本案审理时，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计算，仍有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没有实际交付。
因此，被告对于相关安置补偿事项仍负有相应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原告针对行政机关尚未履行的相关职责提起诉讼，不因协议签订时间较早而当然丧失诉权。
因此，法院未采纳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意见。
综合全案证据及审理情况，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一、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某街道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某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充方案》，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的交付义务；
二、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继续履行对原告户200平方米回迁住宅的调查、核实职责，并再行作出处理决定；
三、责令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关安置方案，继续履行《协议书》所涉对原告户120平方米（6人）的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负担。
在城中村改造、征收拆迁过程中，一些当事人面临的并不是没有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而是协议已经签订、房屋也已经搬迁，但协议约定的部分安置补偿内容迟迟没有落实。
本案就是典型情况。
原告已经完成搬迁，也已经取得部分安置住宅和部分商业收益，但仍存在住宅安置没有完全落实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认为“协议签订多年，已经无法再主张”。
法院审理时需要结合行政机关在项目中的职责、协议签订主体、统一安置方案、协议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法院首先确认区政府属于案涉城中村改造工作的组织实施主体及安置补偿职责主体，因此确认区政府具有本案被告资格。
随后，法院没有简单按照原告提出的740平方米住宅全部判决，而是以统一安置方案为基础进行核算。
按照420.16平方米房屋产权置换面积，加上6人×20平方米的人头奖励住宅面积，原告户按照统一安置方案应享有540.16平方米住宅。
扣除已经取得的341.53平方米住宅后，尚有198.63平方米住宅没有实际安置。
因此，法院判令区政府继续履行198.63平方米住宅交付义务。
对于超出统一安置方案的200平方米住宅，法院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没有直接判令立即交付，而是要求区政府进行调查、核实后重新作出处理。
对于120平方米商业奖励及相应商铺（商场）收益分红，由于具有相关安置方案依据，且原告此前已经实际领取过分红，法院判令区政府继续履行相关分红义务。
这说明，在行政协议履行案件中，法院会根据协议具体内容与统一安置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的权利义务分别进行审查。
对于城中村改造、征收拆迁中协议没有完全履行的情况，当事人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谁是实际承担安置补偿职责的行政机关。
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等主体可能参与征拆工作，但具体案件中究竟谁属于适格被告，需要结合征收主体、项目组织实施情况、政府文件以及协议签订情况进行判断。
第二，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是否具有统一安置方案依据。
如果协议内容与政府制定的安置补偿方案能够相互印证，相关权益具有较强的履行基础。
如果协议存在明显超出统一安置政策的内容，则需要进一步审查协议签订主体、权限、程序以及实际履行情况。
第三，行政机关是否已经实际履行。
当事人不能仅凭“社区说已经安置”“已经分房”等口头说法判断协议是否履行完毕。
应当核对实际交付面积、房屋钥匙、登记情况、分红记录、银行流水以及相关书面材料。
只有把“应得多少、已经得到多少、还差多少”计算清楚，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是否还存在未履行的职责。
类似案件中，当事人应当尽可能保存以下证据：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补充协议及其他书面承诺；
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安置方案补充方案；
房屋测量、认定及登记材料；
搬迁、放弃协议；
拆迁改造结算清单；
安置房分配、交付及钥匙领取材料；
商业面积奖励确认单；
商铺收益分红记录及银行流水；
搬迁费、过渡费领取凭证；
向社区、街道、政府提交的履行申请或催告材料；
EMS邮寄凭证及签收记录；
政府部门作出的相关文件；
与案件有关的法院裁判文书、检察机关法律文书等。
尤其是对于长期没有履行的协议，应当尽可能通过书面方式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履行要求，并保存提交、签收以及回复等证据。
本案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裁判特点，就是法院并没有简单判令被告按照《协议书》约定的740平方米住宅全部交付。
法院最终支持的是198.63平方米住宅交付，并要求对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进行调查核实后重新处理。
也就是说：
198.63平方米，是法院根据统一安置方案计算后确认尚未落实的住宅面积；
200平方米，则属于协议中超出统一安置方案的争议部分，法院要求行政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
对于地下车库私家车位、入住费、大红本费用、相关税费、维权费用及经济损失等诉求，法院没有支持。
因此，在类似案件中，当事人不能简单理解为“法院确认了协议，就等于协议中所有内容都必须全部兑现”。
行政协议的履行仍然需要结合行政机关权限、安置方案、协议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城中村改造涉及居民房屋、宅基地、回迁住宅、商业面积以及长期收益等多项权益。
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在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后，因为社区、改造实施主体或者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及时落实全部安置内容，导致多年后仍然存在安置争议。
对于这种情况，当事人首先应当把协议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逐项核对。
哪些已经履行？
哪些只履行了一部分？
哪些房屋已经分配但没有交付？
哪些面积已经登记但没有实际交付？
哪些商业权益已经确认但没有持续分红？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书面材料和客观证据予以固定。
本案中，法院正是通过对安置方案、补充方案、协议书、结算清单、安置房屋情况以及商铺分红材料进行综合审查，最终对不同的安置权益作出了不同处理。
因此，对于城中村改造安置协议未完全履行的问题，当事人应当及时梳理证据，并根据具体情况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通过法律程序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城中村改造中，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只是权益落实的重要一步，协议能否真正履行完毕，同样关系到被拆迁人的最终安置利益。
如果行政机关或者相关实施主体只完成了部分安置补偿，而剩余住宅、商业收益等权益长期没有落实，当事人应当及时核查安置方案与协议内容，明确自身依法享有的权益范围，并保存好协议、结算清单、安置房交付材料、商业收益分红记录以及催告履行材料等证据。
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区政府继续履行198.63平方米回迁住宅交付义务，对200平方米争议住宅进行调查、核实并重新处理，同时继续履行120平方米商铺（商场）收益分红义务。
这一裁判结果表明，在行政协议履行案件中，即使协议签订时间较早，只要行政机关仍存在尚未履行的相关职责，当事人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寻求司法救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胜案结果，是指法院支持了原告部分诉讼请求，并不代表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获得支持。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对当事人姓名、具体村庄、街道、区县名称、具体案号等关键信息进行了严格脱敏处理。本文所涉案件事实及裁判结果均以相关行政判决文书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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